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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应鳌真正关切的是心道和天下，也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避免儒学、道统、道德的工具化，真正地以德治国，以德服天下。

可见，汉学家对训诂的信赖，实源自于对克服时间距离的自信。[14]王念孙亦说：训诂声音明而小学明，小学明而经学明。

所以，无论汉学家是否有求义闻道的实践，其观念上都早已受到这种道体意识的先行引导。但这还只是方法论解释学意义上的循环问题。在汉学家中普遍存有文字宜宗许叔重，经义宜宗郑康成，此金科玉条，断然不可改移者也[37]的信念，其实这种选择性承认本来也不能完全理解为以时间为断，而且与其他汉儒之学相比，这种选择的合法性与优越性在哪？这就需要回到汉学家自身的解释学处境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解释学前见上了。然而，汉学家并未由此认识到训诂之法的有限性。[39]考证同一对象，汉学家竟然也是众说纷纭，其方法的可信度自然可疑了。

[7]乾嘉汉学家普遍认为，数百年已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己矣[8]，而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宋学对于考据训诂并不重视。或者突出小学对于经义训诂的重要性，如宋鉴所说经义不明，小学不讲也。故仕优必学，未尝以仕而废学。

圣人之学也就是大人之学，其以天下为度，使物物各得其所，出吾性之礼，而四海莫不合敬，出吾性之义，而四海莫不合宜，出吾性之信，而四海莫不合情。[22] 讼心讼身也就是自求于身心，时时反省自己，故能自讼而心服，讼心而身正。[27] 心体正，即可不滞于有无，物来应感，物去无迹，廓然大公，各止其所，其中没有丝毫人为。所以性在本质上是至善的。

以为有远近高卑者，远、近非两处，高、卑非两地。圣贤之孝以合乎天德，君相之孝以治于天下。

[8] 君子之学包含有两个方面，即学和守，学的目的在于明道，守的目的在于立德。[47]那么身无不修，其于天下国家，一以贯之矣。如是而为明德，如是而为大学，此之谓大人。由于孙应鳌的社会治理思想和个体治理思想都以心为哲学基础，所以二者关系紧密。

而且修身的内涵首先即是家庭伦理。善修身者，始能践行尽性，始能成人，尽性之至者，方为圣人。与民同乐，就是君民一体。对于这一结论，孙应鳌在其治世思想的逻辑结构中分三个层面展开论述。

性也者，不啻珠璧之贵也，而忍自投掷耶？己不知惜，而使见者惜之耶。值得注意的是，孙氏之个人治理思想是把身作为价值指向的，以身为对象，也就是以自己为对象，这与其说是心学思想的体现，不如说是严格道德主义和理性自律意识的体现，具有深刻的反思意识。

孙氏以心为本，必然以道为标举。一旦有欲，即心有所蔽，便不能适道，便二也。

而这一过程需要做向外格物的功夫，由身及家及国及天下。对于传统的治理思想，当代人常常怀疑其现实有效性。因此，与其说孙应鳌关切政和势，不如说他以工具性而虚无之。远即在迩之中，高即在卑之中。而且，始终贯穿在其治理思想中的心、学、政三个核心概念，充分体现出以孙应鳌为代表的晚明心学思想中明道、修身、致用等实学内涵在当时的思想界有一定的革弊兴利的作用。他是著名的理学大师，也是贵州阳明学派的杰出代表。

[40] 在人伦日用上做至善的功夫，首先即是要明仁、敬、孝、弟、慈、信等德性伦理。故知太极本无极，而后识天道无停机之妙。

谋及自讼，则人不待讼而自服，谋之讼心，则身不待讼而自端，其斯以为作事谋始之道乎。孙应鳌的治世思想建构在心与物体用合一的逻辑基础之上，突出表现为学的内外合一的性质。

[58] 小孝事亲，大孝事君。人与天无二，所以不能如天者只因不纯，不纯则有已(当为己字之误)，一毫有己与天不相似矣。

罗近溪这种由己及人，由身及天下的推理方式和孙应鳌非常相似，也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思路下，罗近溪按照孟子的以人伦为中心的差等之爱的理论，向外推展，强调大孝、大悌，进而实现天下之治。盖必一家之人而皆贞，而后可以定天下。总之，孙应鳌从功夫的层面对修身与治世关系的论述是富有逻辑性的。天理精纯，人心中如有一毫己私，便与天理相违。

在孙应鳌看来，道在表面上在而无在，有而无有，给人以把捉不定的感觉。[29] 孙应鳌强调闻见之知对修身进学的作用，虽然不如德性之知重要，但至少正面肯定了现实生活，这比起宋明以来的理学家仅仅把现实生活、人伦日用当做事上磨炼等修身进德功夫的被动工具是一个进步和突破。

恻隐之心为仁，羞恶之心为义，辞让之心为礼，是非之心为智，何尝有一毫不直？这都是性中自然生发出来，无有虚假，无有矫逆。因此，在此意义上，为学即是修身，修身即是为学，其中关涉着与心有关的明道、立德、诚心、尽性、冶情等个人治理内涵。

[5]道也者，精粗、隐显、内外、体用，一而已矣，何有上下之可言？[6]但实际上，道就是一，无远近、高卑之别，道就在每个人的身上。[4]所治者，学也，身也。

今之学者去古圣贤远矣，悠荡自遂，老大无成，何异暴弃？[3]因此，他强调君子之学，必先自治。如言孝，则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天下皆孝而其孝始成。[60]先生内践卿贰，外历参抚，匡君之失，救世之弊，于当时坏政，拳拳致词，偶不即见采，而古谊忠肝，灼然千古。人之为道而远人，是不以其在当人之身之道，自治其当人之身，身与道二，故不可以为道也。

[17]求诸己，即是要不离根本，反求内心，这正是心学的立场。其明明德之本，则在修身。

[45]孙、罗二人的逻辑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心学本体外化和德性走向德行的自觉要求，以及儒学一贯的由己及人，以德治世的心治模式，正如孙氏所言：治一人者，治天下之准也。其社会治理思想正是在《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逻辑模式中建构起来的。

孙应鳌以明明德阐释治世思想与罗近溪有很大的一致性。[16]故圣人能直接尽性至命，而常人就要求诸己，做为己之学。